红会官员称不能去官方化级别高点更好发挥作用[新闻]

此次地震，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是，民间慈善组织壹基金在募集捐款方面，比中国红十字会的效率要快——在中国红十字会仅募集几万元之时，壹基金已然募集几百万。这一度让外界看做是，汶川地震五年来，民众对慈善信任选择方面交出的答卷。

此次四川雅安芦山地震，从募款到物资发放，壹基金的高效、公开、透明形象获舆论好评，但红十字会也正在改变。在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眼里，震区多地，红十字会的物资发放能力值得赞赏。

4月23日，天津某公司将生产好的睡袋装车运往灾区。据介绍，这批睡袋预计两天后可到达成都，并通过壹基金发放给受灾群众。图/新华社

4月21日，深圳市红十字会与河南省深圳义工联在深圳莲花山公园正门，为芦山地震灾区募集善款。在活动开始后的一个小时内，红十字会收到的善款寥寥无几，许多市民见到捐款箱后选择绕开或者视而不见。图/IC

本报记者在震区观察民间慈善组织壹基金、免费午餐计划，红十字总会的救灾细节，力图窥见这两类组织运营模式之一斑。本报记者向佳明周喜丰四川芦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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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我们只是救灾工作的补充，不是主导

4月20日，周六，早上8点，壹基金灾害管理部成都办公室项目官员曾敏在成都的家剧烈摇晃起来，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的她意识到，某个地方又发生地震了。

曾敏当时还在睡觉，她起床立刻打电话给壹基金深圳总部的监测部，这个部门专门负责搜集各地的灾害信息。曾敏得到的答复是：芦山发生7级地震。

曾敏带上手机和相机冲出家门，租车赶往灾区。根据壹基金的运作模式，她离震中最近，她需要做的就是评估灾情，发布信息。下午2点，曾敏抵达芦山县城，在现场，曾敏判断，与汶川地震相比，芦山地震的灾情没有2008年汶川地震那么严重。但曾敏得知，一些通往乡镇的道路中断了，物资输送成最大问题。

成都办公室和深圳总部很快获知这些信息，随后通知了其他27个民间救援团队，并联合成立一个工作站，负责搜救，并调配大量物资运往灾区。物资直接从成都运来，经由雅安抵达芦山，物资发放的三个环节是：后方负责采购，中间环节有人负责调拨，前方负责发放。整个过程，壹基金唯一与官方接触的只有民政部门——通过民政部门了解什么地方最缺什么物资。

壹基金工作人员抵达某个村落后，直接通知村干部到安置点领取，如果时间允许，他们会把物资发放到村民手上。每领取一笔物资，由领取人签收条。手续比较麻烦，工作人员必须这样做——因为壹基金聘请的一家知名审计公司正在盯着每一笔款项的去向。

目前，壹基金进行的72小时救助已经完成，接下来的两项任务是安置和重建。救助针对全体灾民，但在安置和重建过程中，壹基金将重心移到儿童身上。

与一般慈善机构不同，壹基金更注重软性和服务性项目，而硬性项目则需要严格的评估。在芦山地震的后续工作中，可以肯定会上马的硬性项目是“壹乐园”——一个游乐场。曾敏认为，灾区小孩的娱乐问题是救灾过程中的“盲区”，“壹乐园”实际是一个心理抚慰、快乐教学的场所，游乐只不过是载体。

“我们只是救灾工作的补充，不是主导。”曾敏说。截至4月24日零点，共有超过92万人次的爱心人士和企业，通过网络平台向壹基金联合救灾雅安专项救援捐赠，多个网络平台善款总额超过5200万，银行账户实收定向善款超过7720万元。

红十字会：“工作是法律规定的，不去救灾就是失职”

4月20日上午，几乎在芦山地震发生的同时，中国红十字会赈灾救护部部长王平就收到了手机短信，内容是地震的震级和震源深度信息。

王平立即打电话给四川省红十字会，但电话打不通。中国红十字会召开会议，决定马上指派四川省红十字会到一线了解情况，救援队同步出发。上午11时，中国红十字会从成都备灾库调集的500顶帐篷抵达灾区，在此之前，雅安红十字会调集的200顶帐篷已抵达。

眼下在芦山县，集结了中国红十字会、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四级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全程参与救灾工作，包括搜救、医疗、安置、房屋评估等。震区前线，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了前线指挥部，王平为指挥长。红会指挥部从政府指挥部获得信息，指挥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实施救灾。

“我们的工作是法律规定的，不去救灾就是失职。”王平说。他所指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为什么红会这么特殊，这是法律规定的，并非红会争取得来。”

王平认为，红十字会不能去官方化，这是法律赋予红会的特殊职能，跟其他的慈善组织没有可比性。王平援引这部法律说，红会有权发起募捐，有权处分其接受的救助物资，但有的政府部门提出将款物交出，红会不愿意交，但“基层红会很弱，很难办”。

王平认为，红十字会是政府工作领域的助手，“但红十字会在中央层面协商得好，到了基层就没那么好了。”此次地震，王平想见到雅安市党政负责人都很难。

根据现行的组织结构，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副部级单位，类似一个介于政府与NGO之间的组织。王平说，如果中国红十字会级别高点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

郭美美事件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受到极大挑战。芦山震区，有豪华越野车贴了红十字会标志，被人发现后将图片贴到了网上。王平说，越野车都是一个越野车队的，他们到红十字会参加救援，红十字会肯定要发标志给他们，“难道开好车就不能参加红会志愿者了？从组织层面来说，我们问心无愧。”

去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有媒体解读为在郭美美事件后，国家层面要加强监督，“好像是红十字会做错了什么，但这个文件实际肯定了红会的工作。”王平说。

截至4月24日下午5时，全国红十字会系统收到社会捐赠款物2亿余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收到社会捐赠款物7996万元。

免费午餐透明度是最起码的

除红十字会与壹基金，其他慈善组织和民间公益组织在震区颇受注目。

24日上午，一位教师来到“免费午餐”的驻点前，向项目负责人邓飞要一块彩布条用于搭帐篷。通过聊天，邓飞得知，这位教师带来的孩子是她兄长的女儿，城区很多孩子因为学校在震区损毁，尚没有复课，邓飞立即提议搭建一个帐篷学校，组织这些孩子上学，由目前尚没有上课的教师和志愿者进行辅导。

邓飞及其团队调集十顶帐篷，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将帐篷运至先锋社区步行街一块空地，半小时把帐篷搭好。从动议到实施，“免费午餐”团队行动高效。附近社区的孩子们纷纷加入这个帐篷学校，多名主动前来的教师和志愿者为他们授课。

邓飞认为，此次地震，企业、个人选择通过民间公益组织捐款较多，尤其是壹基金，其在运作中的公开、透明和专业能力值得钦佩。但红十字会也在努力弥合公众信任。邓飞说，在天全、宝兴等地，救灾帐篷几乎都是民政部门和红十字会提供的，效率也很高。

邓飞认为，民间公益组织要通过执行表现能力，并不意味着民间组织天然就很强，还要通过具体的项目来检验。大量捐款流向民间公益组织，势必对民间公益组织形成另一个角度的逼迫，即民间公益组织需要更大程度地提升其执行能力，不负民望，否则，也会遭到质疑、批评和不信任，捐助人也会采取报复性的行动。

邓飞说，对于民间公益组织，更多的民众没有能力判断或者不会过细地研究谁的执行能力更强，民众看重的是公益、慈善组织是否透明、公开，能否接受批评、监督。红十字会也在解决透明度的问题。不过，这是最浅层次的PK，最根本的PK是执行模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效率。

“将邀请公众参与调查郭美美事件”

中国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24日表示，将于5月中下旬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是个什么样的机构，与红会有何关系？未来中国红十字会如何洗涤尘埃、恢复公众的信赖？24日，潇湘晨报记者专访了王永。本报记者袁名清北京报道

红会信誉不可能短期恢复

潇湘晨报：重新调查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王永：目前还在提议阶段，决议是需要十六位委员中的半数委员同意才能形成，形成决议后我们才能决定什么时候开始调查，怎样调查，调查什么方面。

潇湘晨报：那你们什么时候投票决议呢？

王永：明天(25日)。

潇湘晨报：郭美美如果跟红十字会的某些人有关联的话，是否有一个法律上的诉求？

王永：不排除会这样。但要看调查的结果，证据是否充分有效。

潇湘晨报：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是否想以调查郭美美事件作为一个契机，来提升红十字会的公信力与诚信度？

王永：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不妥当的。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应该是公众和红十字会之间的桥梁，更多是传达公众的质疑声音，接受公众的委托和调查来进行监督。既然现在很多人认为红十字会需要对郭美美事件进行彻底调查，我们就是应公众的要求来做这么一个调查的。如果调查发现红十字会真的有问题，结果出来后相关的人该处理的就要处理；如果红十字会没有问题的话，也应该向社会说明。为使大家更能接受，我们也会邀请社会公众参与调查，全过程都是对社会公众公开透明的，这样才能体现科学性和透明度提升，从而能够保障调查结果的准确。

潇湘晨报：要恢复民众信心，你们有制定可具体操作的方略吗？

王永：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红十字会的信誉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彻底恢复，肯定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红十字会要想恢复信誉最关键的一点是信息公开透明，还有专业高效，而不是靠某些事件，某些调查或某些人。红会现在深化改革：加强能力建设、效率提升、内部的监督机制，我们也只是其中一环。

社监委运行费用由红会保障

潇湘晨报：你们这个委员会主要做哪些工作？与红十字会是什么关系？

王永：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后展开了三个方面的监督活动：一是每年固定的监督事项，如捐赠款物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红十字会重大项目实施情况等；二是引起媒体和社会公众质疑的事项，社会监督委员会可以主动开展调查和监督，独立向社会发布监督公告；三是接受中国红十字会的主动邀请，对特定事项进行监督。

红十字会和社会监督委员会是合作伙伴关系，红十字会通过聘请委员来进行社会监督。

潇湘晨报：为什么是你们这些人？如何保证你们是值得信赖的呢？用什么制度来管理你们呢？

王永：我们这些委员背后是更多更广泛的社会公众，我们本身的一言一行首先是受社会各界监督的，受社会公众的评判的。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章程》，监督委员会有一套评价和退出机制，现在初步设计是一届三年，每届到任后进行末位淘汰，三分之一的人要轮换。这个三分之一的轮换空间会让那些不能够尽心尽力、不能真正忠于职守的人被淘汰。

潇湘晨报：社会监督委员会运行费用谁来负担，委员是否有薪水？

王永：我们委员没有任何薪水，在工作中发生的费用、物资保障、办公场地等由中国红十字会提供和保障。

用照相和录像监督芦山赈灾

潇湘晨报：这次灾难中你们是如何监督的？用什么具体措施？

王永：我们要做好两点，第一点是进口，第二点是出口。进口，我们是要求中国红十字会每天公布募集的善款和物资的详细清单，也要求红十字会下发通知，要求各省红十字会公布各地募集的情况，哪怕一元钱也要公布，这样就保证了信息的公开透明。

潇湘晨报：出口应如何监督呢？

王永：重大的采购我们社监委都必须参与。比如今天下午我们参加了红十字会会议，讨论两千万的救援物资如何采购的问题，确定采购流程和办法。我们全程监督人员的挑选和货物的遴选，生产过程与物流及最后发放过程，所有发放人必须由本人签字，附上照片等等。

潇湘晨报：空投的物资如何鉴定呢？王永：空投下去肯定没法签字，如果出现哄抢混乱情形，也是没法签字的，这就需要拍好照片、录像。

潇湘晨报：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在监督了？

王永：是，已经在监督了。

潇湘晨报：具体是采取什么方式监督的？王永：红十字会是个庞大的机构，如果靠我们这些人现场监督是杯水车薪。社会性监督委员会，主要靠社会力量，十六个委员都有很强大的粉丝团，有自己的社会资源，完全可以动用当地的社会资源进行监督，而且我们也提供了联系方式，任何人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把举报材料发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开始调查。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监督员，真正有效的监督体系一定是全民参与的体系。

潇湘晨报：你们的监督方式有没有形成书面文件或制度化？

王永：《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章程》有明确表述，但可能没有细则，因为针对不同的项目应有不同的监督办法。

来源：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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